《渭南经济》
任新民:“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发布时间:2017-05-22    来源:渭南市经济

  2017年2月12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病床空出一张,最后一位“中国航天四老”--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市,祖籍盛康镇任家湾)逝世,享年102岁。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代创始人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 在天堂相聚。

  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任新民是“不知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是传说般的存在。他是钱学森点名调到国防部搞火箭的人,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在中国航天领域,任新民这个名字意味着“开创者”和“奠基人”。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任新民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的门口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老人在很多场合提起这句话,认为他所做的不过是装配零件、维修道路一样的活。然而他修的却是“通天路”。

  “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
  在传说之外,浑身挂满勋章、赞誉、成就的任新民是朴素的“任老头”,总是穿着领子磨破的中山装,鼻梁上的镜架褪色了,“像个老工人、老农民”,曾任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在《任新民传》中写道。
  生活中,他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得极为朴素。走进商场,店员都不爱搭理他。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门外,警卫把任新民拦下来,误以为是附近闲逛而至的村民老汉。还有一次,他穿着一条前后都是补丁的裤子,准备去参加国宴。
  跟人说话、讨论问题,他没有一点架子,但主持航天工作会议时,他能统一原本争论激烈的各派专家意见。
  “风云一号A星”卫星发射前3天,任新民都陪着技术人员找问题,“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要作重大决定时,他常常跨过两三级,找到最基层的设计员,问他们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蹲点,出了问题,马上就能商量改了。”任新民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次,他到厂里检查工作,发现了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再问起此事,厂长说改了,车间主任也说改了,他不放心,一直问到检验员,才说没有改。“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你一步不到,得到的信息就可能是假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美国博士、布法罗大学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讲师决定回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一样,这位“洋博士”一回来就成了“拓荒者”。上世纪60年代测试导弹发射,年过半百的任新民和一线试验员一起住在平房里。塞北的夜晚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他不肯搬进楼房。后来患上重感冒,任新民高烧昏迷中被送到医院,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要求出院,“导弹的试验工作正在关键时刻,把我放到医院里,没病也得把我急出病来。”
  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脚印,而这双总是穿着布鞋的脚,几乎从不在第一现场缺席。快80岁的时候,任新民还在爬发射塔架。快90岁的时候,“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每一次发射,他都到场观看。直到95岁高龄时,只要人在北京,他依然参加航天六院11所研究氢氧发动机的每一次试车。光是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副总师王维彬的陪同下就有20次。
  王维彬回忆,所里大大小小的分析汇报会、总结会,只要接到秘书通知,任新民都会骑着“全所最破”“一点光亮都看不到”的自行车,准时到场。会后所里想留他吃点好的,他只要一碗面条。
  即使是担任原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任新民外出开会也很少坐专车。同事对他的印象是“开完会拔腿就走”。而到各地视察航天工作时,这位“总总师”一般都会找认识的基层人员陪同参观。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直到任新民去世,很多人才把他的名字和“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一号”、“长征”系列火箭以及“风云”气象卫星联系起来。
  他在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点名保护,有时国务院开会也要求他参加,以确保他平安无恙,被国家领导人都当做“宝贝”护着的任新民,把火箭当“宝贝”。
  1983年,“长征三号”第一次全系统试车,仪器舱突然着火。任新民没等警报解除,顶着浓烟和消防设施喷射的水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火箭发射失败,任新民拄着拐棍,走进荒漠寻找残骸。夜里他和同事把沙子烧热,盖到身上取暖。
  他身材瘦弱,却极能抗压。即使数次试验失败,任新民仍坚持运载火箭采用氢氧发动机技术。面对领导的疑问,这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惜拿性命作保:“如果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别看我70岁了,坐几年牢还没问题。”
  气象卫星的研制遇到瓶颈,他拒绝采用国外技术,而是在国务院、原国防科工委、中国气象局等部门之间来回奔走,最终诞生的气象卫星如今供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每年数据被引用次数数以亿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北京11所原副所长、曾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发动机副总师的王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任新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总把“凡事预则立”挂在嘴边。“不能说等我要用什么了,再去研究这个技术,肯定来不及。必须未雨绸缪,我没法知道将来会需要什么。”
  任新民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直到90多岁时,他每天仍早早起床,抱着词典阅读最新的文献。他常说:“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好几次在早上6点接到任老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看到某项研究,“对任总来说,永远没有退休的概念”。
  任新民很重视年轻一代航天人和国外同行的交流,鼓励他们多出去看看。但他也会严肃地批评一味推崇西方技术的人。一次,一位专家出国交流时没有介绍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回国后,60多岁的他在很多人面前挨了任新民的批评:“难道高鼻梁就比我们中国人聪明?”
  王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曾经两次请任新民在书上题字,但老人题的都是同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曾在中国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任职的张恩昭对《中国航天报》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任新民走进办公室,下属都起立敬礼,而他摆摆手没说什么。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一份通知:即日起,在办公场所不必再向上级敬礼。
  很多人采访过这位“中国航天活着的历史”,在一次访谈中,任新民对记者说:“作为个人来讲历史,本身是片面的,只能是作为一个资料。我给你们讲老实话,怎么用,你们将来再考虑。”
  “长征五号什么时候发射啊”
  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任新民是什么时候离开一线的。
  在可查的官方履历表上,他67岁时不再担任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没有行政职务。可到80多岁,他还会去火箭发射现场,90多岁还在参加国家航天局的学术会议,每个人都服他。
  不同部门为事故原因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自己去把责任担下来,“问题一下变得简单了”。航天会议上没法形成统一意见,任新民会私下登门拜访意见最尖锐的专家,并在会议上诚恳地请求各方不要耽误整个工程,让决议顺利通过。
  晚年的任新民总会拒绝晚辈的搀扶,坚持自己走路。直到去世前几年,他的手臂越来越细,只剩皮包骨。他走得也越来越慢,全部的力气似乎只够关注长征五号这一件事。每当有人看望他,他总会问:“长征五号什么时候发射啊?”而被问起载人登月时,老人却说:“这些事情我不管啦。”
  过去一起开创航天事业的战友一个个离世。2009年钱学森去世,94岁高龄的任新民拄着拐杖、冒着大雪前去吊唁。到2013年,他成了“航天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任新民连饭都没吃,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第二天,任新民在航天中心医院的病榻旁提笔写道:“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他再次提笔,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航天中心医院11层的综合病房里度过,尽管从外观看,这所医院就像两座火箭发射塔,但“总总师”已经再也无法爬上真正的塔架了。
  作为老一代航天人中唯一看到长征五号升空的任老,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医院的保洁工根本不知道,2月12日离世的是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国宝”,“(这里)每天都有去世的”。
  2017年2月16日,秉持着任新民生前的“朴素”,为这颗“中国火箭的心脏”而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持续了不到1小时。没有领导致悼词,没有鲜花的海洋,唯一的环节就是瞻仰遗体。超过2000人赶来现场,队伍绵延上百米,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一直排到了公墓门口。

  队伍最前面是老人,有人拄着拐棍,弓着背,满头白发。之后跟着中年人,他们是航天系统的中层干部和如今的领军人物。队伍的最后全是年轻人,像任新民刚刚回国时一样年轻。

  任新民在病床边为“长征五号”题写赠言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谭邦治《任新民传》)
  责任编辑: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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