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苑期刊》
母亲百岁冥诞的追念
发布时间:2014-04-24    来源:渭南联苑

  ◆冯宝哲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母亲故去已经十年了,今年的古历正月月尽是她老人家的百岁冥诞之日。

  母亲于公元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五日,即古历乙卯年正月三十日生于秦东洛河岸边的杜家东村,姓杜,乳名碧桃。据《蒲城县志》卷四第三章载:“钤铒乡杜姓原籍长安,明代《故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杜公墓碑》载:‘公讳清世,为蒲城著姓,相传为唐相如晦之后,自京兆杜曲徙今车渡里居焉’。” 可见其为唐相杜如晦的后裔。我的外公杜鸣山入川经商,在合川县做生意,经常在外,并另有家小,本来就难有回乡探亲的机会,加上外婆性情刚烈,容不得一夫两妇的存在,见面就常闹别扭,故而很少回家。后来又听说外公在做生意途中因翻船而遇难,从此便音讯杳然了,只留母女相依为命,可以说母亲的童年是在缺乏父爱中度过的。外公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他的一切,对我只能是永远无法破解的哑谜。但是通过他遗留的两把折扇以及几幅字画来看,那都是相当高级的艺术珍品,从题款中可以推测外公喜欢结交文人墨客,是一位颇有文化底蕴的儒商。只可惜过去缺乏珍品保护意识,两把折扇被当作普通的生凉用具使用得破旧不堪而被遗弃,几幅字画也未逃过文革的浩劫,而被作为“四旧”付之一炬。

  杜家东村距离我的老家车渡村只有两、三华里,经人撮合,母亲于十九岁与父亲成婚,父亲当时在蒲城县裕蒲钱行做事,祖父母早几年已经去世,父亲弟兄们也已分家,于是便带母亲至县城居住,先后在北寺巷、枣店巷、花园巷租房,后来在花园巷六号购得一院房屋,迁居于内。由于母亲是外婆的独女,外婆此时无倚无靠便也跟随父母一起生活,一直至养老送终。这个小家庭,只有夫妻相携、母女情深,不会产生婆媳矛盾、姑嫂纠纷,充满了和谐、温馨、幸福、欢乐的气氛,父亲给母亲取名春艳,户口簿以至解放后的选民证都用这个名字。

  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被母亲领入人世,加入了这个家庭,是父母的长子。以后相继有三个弟弟妹妹出世不久即夭亡,外婆说是我命硬“克”的。幸好这种状况以后有了转变,一九四七年大妹蒲香降诞,一九五二年弟弟宝身面世,一九五七年二妹芙草出生。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相继出世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父母为养育我们成人辛勤操劳,费尽了心血。初到县城居住,只有我一个孩子,父亲当时在钱行任经理,薪资尚可,加上外婆与母亲做些针线,缝制鞋袜衣物,遇集摆个地摊,收入也可补贴家用,日子过得倒也滋滋润润称心如意。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二年钱行经县政府决定停业,父亲被李元鼎(1879---1944,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部部长,蒋介石曾送五十万元支票拉拢,他断然退回,并递了辞呈,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后曾任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一九四三年回乡筹建蒲城县志馆)聘为县志馆事务,薪俸大不如前,再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太多,不时摊派粮款,四口人在城内的生活就日渐艰难。于是一九四四年春只好把外婆、母亲和我搬居乡下老家,经营几亩薄田,聊以度日,父亲继续在外谋职挣钱养家。这样,家庭的重担就大部分落到了母亲的肩上。我家的薄田虽然不多,只有九亩挂零,但是要做庄稼,没有牲畜、农具,光靠一个小脚的弱女如何使得?于是便同九叔商定,托其代耕,实行分种,收获物各分一半。母亲除了锄草保墒以外还需作务棉花,麦、秋二料还要和九叔家的劳力一起参与收割碾打。九叔家有五十多亩地,每年收麦拉运时的装车任务几乎被母亲包了下来,她装的麦车,层次分明,接茬严实,四楞见线,浑然一体,从未发生过溜车、倒车现象。母亲拨麦秸垛也是一把好手,她所拨的麦秸垛茬压茬,互交错,上下皆圆,逐步收顶,给人以稳固舒适之感,乡亲们誉她为装车与拨麦秸垛的把式。除了管收庄稼,解决一家人的口粮以外,母亲还得为一家人的穿戴铺盖费神。当时洋布是比较费钱的,一般人生活所用多系自制的棉织土布,母亲在外婆的协助下,既要搓捻,又要纺线,还得经布、织布,而且要做成衣服鞋袜,被子床单,保证全家御寒生暖。于是在万籁俱静的深夜,我常会被母亲纺线的嗡嗡声和织布的机杼声所扰醒,看到母亲那夜不安寐不停劳作的身影,我心里总有酸酸的感觉。那时由于蒋介石的腐败统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家虽然节衣缩食,但仍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解放以后,县志馆解散,父亲干脆决定回乡务农,但由于我家地亩太少,经常是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以至我初中上学,完全是依靠助学金的接济,就这样还中途休学半年,几有辍学之虑。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下狠心卖掉了县城内的房屋,当时是以麦子作价的,一院庄基带房,仅卖了十一石麦,也就是三千三百斤麦子的价格。用这些收入买了耕牛买了地,准备扩大再生产,同时让我也有了复学的机会,我才得以上完初中,初中毕业后我当然希望上高中以至以后上大学继续深造,但是由于家境的原因,我深知其中的困难,于是便选择了到西安上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银行干部学校,把这一辈子大部分的精力奉献给了金融事业。也是因为家境的缘故,我的妹妹和弟弟都是上完初小后就辍学了,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权利,每思至此,我都为有失兄长之责而抱憾。

  母亲的心灵手巧在村院中是出了名的,她纺织剪裁、刺绣纳缝,般般皆会,样样精通。她织出的床单布自行设计的花格令人惊叹,她剪裁衣料从不用尺码测量长短,仅凭目测剪出的衣物合身合体,她给孩子做的虎头帽子、虎头鞋以及猪头棉鞋,常在集市摆售,其引人入胜的造型,绝对是地摊上的抢手货。左邻右舍常因剪裁找她帮忙,而母亲则乐于为大家服务,经常放下自己手中正忙的活路,立马铺料布局操起剪刀按照要求满足来者的需要,使他们满意而归。母亲还能画善描,村里姑娘出嫁时的绣花鞋样的设计一准会来找她,九叔和三哥结婚时旧式格子窗上几十个方格的剪纸和窗花,其中包括喜鹊报春、老鼠嫁女、莲生桂子、鸡羊有鱼等,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构图别致,全是出于母亲之手,她还为晋城村的东岳赛事绘过大型神屏神幛,那上面的数十出剧目,都是母亲根据香烟盒中的卡片细心临摹出来的,在乡邻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她画的花鸟人物逼真生动,她做的纸花鲜艳如真,正月十五她蒸的花馍老虎、狮子、兔儿、鱼儿形态各异,她糊的莲花灯、火蛋灯、公鸡灯、蛤蟆灯煞是好看,特别是那蛤蟆,圆瞪着双眼,廓张着大嘴,四条腿还会不停地摆动,憨态活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真让人佩服技艺之精。其实这些特长,并非有人给她刻意传授,而完全是出于她平时的爱好,看到喜欢的东西,善于动脑摹仿,如此日久,功夫渐进,也就无师自通。我很惊叹于母亲的天分,她真能算得上民间艺人了,如果能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一定会给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可惜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以致母亲晚年面对教育普及的现实,发出了生不逢时未能上学的自叹。

      母亲还是乡村的土医生。过去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们得病只好硬抗或找寻土方医治,母亲依据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靠一根缝衣针,刺扎放血居然让人能够缓解病痛,于是便成了大家有病便找的土大夫。别看这是一些难以找到科学依据的笨办法,但常常却有显著疗效。比如,有人肚子疼得窝疙瘩,母亲在其腹部或背部找到反应的小圆点,挑两针或者再严重点将挑起的皮肤用剃刀割断,再用火罐一拔,疼痛就可减轻以至消除;特别是对那些咽喉严重发炎难以进食的患者,母亲治疗的方法更为奇特,将未经碾压的麦杆,斜剪成尖角,捅入鼻孔放点血,立时三刻病人就会感到咽喉通畅,用此法治愈的病例在方圆村巷不下百数。对于婴幼疾患,母亲更是村里有名的“看娃婆婆”,不出月的婴儿,家人会请母亲上门诊治,出了月的孩子,则多数是包得严严实实由大人抱来求医,母亲仍然用的是针刺疗法,多在人中、印堂等穴位以及十指指尖用针放血,前多年我们村里生的孩子,大部分都被母亲施过针术。一些害红眼烂边的人,也常来求母亲为他们刮痧疗疾。于是不论酷暑寒冬,或者深更半夜,都会有人叩门求治,母亲也乐于行善救人,来者不拒。对于上门患者,不管是忙是闲、立马施救;对于延请医者,不管路远路近,火急前往。而且都是分文不取,谢绝报酬。因此母亲在乡邻中德望很高,逢年过节前来表达谢意的治愈患者总是络绎不绝。

  母亲的家教极严。我幼时任性贪玩,母亲对我管束很紧,经常叮咛我待人要有礼貌,见了大人叫伯伯婶婶,见了老者叫爷爷婆婆,不要和人家孩子打架骂仗,不要乱扔果皮纸屑,不要把衣服弄脏,不要随意拿别人的东西,不要说谎话骗人,不要在街道玩耍,不要跟着生人乱跑,如此等等,清规戒律,确实不少。如有违反,轻则遭受训斥,重则就要皮肉受苦,接受近于暴力的责打与拧扯,因此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一直是威严的,这种威严所产生的威慑力曾经让我望而生畏,但是逐渐长大后我总算理解了这是母亲“恨铁不成钢”的爱子心情,于是这种威严与威慑便塑造了我的品格与习性,锻炼了我容忍、抵御外来压力的坚韧精神。我也锐敏地意识到母亲在实践中已经察觉到自己方法的简单,在日常对子女的管教中增加了宽容与温情。我的妹妹与弟弟就很少领教过母亲声色俱厉的斥责。以至到我的儿女出世,由于妻子在大队担任干部且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四个孩子全是仗老父和老母带大的,母亲对孙子们那可是一片温柔,昔日的威严已经不见踪影。母亲对我虽然要求严厉,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我的包容与理解,有一件悖于常理的事,使我终生都难以忘怀。一九五五年冬季,一直生活在我家的外婆因病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当时我在白水县人民银行工作,请假回家奔丧,银行的领导却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而拒绝批假,以致我不能成行。外婆一生苦命,我从小与其朝夕相处,她将我一手抚养成人,在她最后入土的时候,我却不能披孝送葬,这对母亲在精神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原来估计她会为此对我心生怨恨,痛加责备,谁知母亲却能体谅儿子的困难处境,让父亲给我捎信,劝我对此事不必过分在心,一再叮咛我干好工作是最要紧的事,我真为母亲的宽宏大量而感动。文革中我为了躲避蒲城银行极左派的迫害与追捕,一九六七年夏在白水等地藏匿了三个多月,与家里音信不通,父亲整天唉声叹气,妻子更是暗自落泪,唯有母亲却坦然自若,好像心里没事一样,她给人说:“儿子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他绝不会干坏事惹祸招灾,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叫门心不惊,咱怕啥呀!” 对于母亲的异常镇定,妻子感到很纳闷。事后母亲告诉我:“几个月不见你的面,你想我能不担心吗?家里人都犯愁,我再一发慌,这个家就会乱场的,不打起精神,这日子还能过吗?” 母亲的这种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大无畏精神,更进一步显示出她心地的宽阔与胸怀的博大。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都会渐入老境,孝养父母是儿女们的责任。遗憾的是我的父亲却早早离我而去了,一九七六年在我刚由蒲城银行调入县政府的那一年正月初一,他因患食道癌而仙逝,享年六十四岁。那时母亲才六十二岁,就遇到了失去老伴的痛苦。从此母亲便是家中的老太君,享受着儿孙们至高无上的尊崇与拥爱。母亲一直跟我生活,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后来我调渭南,便将她随家搬入城市,母亲仍然成天脚手不闲,儿孙几家数十人的鞋垫、袜垫全由她承包了,其针法、构图都很讲究,既实用,又美观,比市面上出售的这些东西,不知要好多少倍。即使这样,她仍然觉得城里的生活闲得慌,每遇农忙时节便要回到老家帮助弟弟干农活,以后干脆是冬天为取暖在城里住,其余大半年都在农村。母亲的身体素质很好,一直到年近九十,仍然是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语言流畅。二○○四年的正月底,我在蒲城县城内为母亲隆重地过了九十大寿,亲戚朋友都来相庆,母亲十分高兴。但是这一年,我家时运不济,弟弟宝申竟于五月间遭遇横祸,意外身亡,而且肇事车辆逃逸,我含着热泪,料理了弟弟的丧事,为了不刺激老人,决定将此事向母亲隐瞒,实际上她老人家这一年的身体也明显地大不如前,有时就会犯起迷糊来。这一年真是霉透了,秋收中,弟媳又严重骨折,孤儿寡母,真够可怜!十月初我又因高血压而住进医院,家人忙于对我的陪床护理,竟丢母亲一人在家,疏于照顾,小女晓萌回家时竟发现母亲晕倒在床下,即速请来医生,检查确认属老年衰竭,只做了对症治疗,建议准备后事,于是全家人便护送母亲回了老家蒲城乡下,剩我一人住在医院。回老家数日,母亲一直一蹶不振,但有时意识还很清楚,小女爬在耳边问她:“你现在还想谁啊?” 我的两个妹妹就在床前,自不消说,小女问:“想我二爸吗?” 母亲竟答:“不想!他不来看我,我也不想见他!”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母亲到临终还不知道自己不幸的二儿已经先走一步,从而错怪了他。小女问:“想我爸吗?”母亲点头说:“想!” 我通过电话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在医院呆不住了,立即办理了出院手续,十月十八日赶回老家伏在了母亲身边,母亲看到了我,只能用眼神表示释然的心情,疲倦地渐渐闭上眼睛,不到一个时辰便溘然长逝了。此时古历是甲申年九月初五。

  母亲未患大病,因为身体器官的衰竭而难以为继,可算是寿终正寝,乡邻们劝我节哀,但是我那能节制得住啊!她老人家的故去,我有直接责任,我悔恨自己的护理不周,如果不是因我住院而对母亲有所疏忽,她绝不会走得如此匆匆。在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下,百龄老人比比皆是,为什么我的母亲就不能过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子未尽其责!

  在强烈的自责与深切的怀念中,我将父母的遗像放大装框供奉于书房之内,这样我就会与父母朝夕相伴。站在二老的遗像前,我仿佛觉得父母仍如生前那样时刻关注着儿子的一切,在二老在天之灵的护佑下,我一定会晚景顺畅,夕阳生辉!文至结尾,我还要大声地告诉父母,如有来世,我还想再做您们的儿子以回报养育之恩。最后,特赋七律一首,以抒感怀:

  百龄冥诞祭椿萱,追念如潮涌笔端。

  远忆庭前聆故训,近思梦里会慈颜。

  言犹在耳永铭记,影若刻心常挂牵。

  寸草承晖恩似海,愧难回报泪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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